太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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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艺术、太空、梦想与技艺交汇， ……当反思势在必行。”

太空征服在人类的冒险、历史、成就以及知识的书写中，都构成一个独特的节点。在20世纪下半叶，它是最耀眼的成就之一，以壮观的方式彰显了人类这一物种已付诸实现的能力——这些能力正是在我们技术文化的后工业社会中发展起来的。

不仅如此，若加以解读，太空征服的实质本身便编织出多重的意涵，深刻而富于成果，涉及不同的层面，古老的渴望、神话与现实在其中汇聚一堂。

或许正因如此，由此产生、经媒体广泛传播的图像，才使数十亿人得以从中受益，并全然浸润其中。

事实上，这是第一次，一场无比壮观的科学冒险——与其他或许不那么“上镜”、却同样重要的科学冒险相对——被一个未必与之有职业关联的全体民众所追随。而且，无论来自何方（苏联或美国），那些重大的太空“首次”及其相关图像，都将作为人类的冒险传遍世界，在所有国际电视频道上播放和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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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太空征服相关的新想象的确立

就这样，三十多年来，随着太空征服的逐步实现，每一个拥有电视机的人都得以追随其主要阶段，几乎是实时地亲历这一切。而且这是第一次，借助那些本身就极具力量、以至于言说都可能退居其次的图像，每个人都能在当下、在不经意间，通过一种遍及整个星球、前所未有的媒体浸润，拓宽或转移自己在观念与文化上的感知。或者，对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人而言，则是继承这一既得的成果，“与生俱来”。

在此不妨回顾几个与重大“首次”相对应的重要日期。这些重大的“首次”分布在三十余年间，登上了报纸——文字报刊与电视新闻——的头条，从而为将近一半的地球人所知晓：1957年10月4日：斯普特尼克号，首颗人造地球卫星；1959年1月2日：首张月球背面照片；1960年8月12日：回声1号，首颗无源通信卫星；1961年2月12日：金星号，首个飞向金星的行星际探测器；1961年4月12日：尤里·加加林，首位进入太空的人类；1963年2月14日：辛康号，首颗地球静止卫星；1965年：人类首次太空行走；1966年2月3日：月球9号，首次在月球软着陆；1969年7月21日：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人类首次登上月球；1971年：首座轨道空间站；1972年：发射飞往木星的先驱者10号探测器；1976年：海盗号实验室探测器在火星表面软着陆；1986年：旅行者2号飞向天王星；1989年：旅行者2号，首个飞出太阳系的人造“物体”；此外还有航天飞机及其一系列实况图像、故障、事故、卫星回收……

那的确是一个个强烈的情感时刻，来自那上面、来自那遥远之处、来自更远的地方、来自别处，而且是现场直播……人们无疑会遗憾，这些时刻是在竞争与政治意识形态的背景下被解读的：两大阵营各自借助这些影像相互较量，炫耀自己才是最强、最好的一方。然而仔细想来，佛罗伦萨或威尼斯建起的那些最美的宫殿，不也同样出自这种家族与家族之间的较量吗？闲话少叙，让我们直接回到太空征服及其对艺术的影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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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说，艺术与太空？

简而言之，太空可以从三个基本方面来理解。事实上，太空同时意味着：

——全新的物理实验条件；

——全新的观察视点；

——以及对目光的一种形而上的播种。

如果说第一点与艺术并无直接关系，而更直接地关乎科研人员群体，那么第二点则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对意识的蜕变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件。

事实上，倘若请我们每个人指出本世纪创作的哪一件艺术作品可被视为最重要、最深入人心的作品——那件已经展示给超过25亿地球人观看的作品，那件具有启蒙意义、使个人意识从此再也不复从前的作品……那么，我们将不得不承认：首先，这件作品确实存在；其次，它事实上并非出自某位艺术家之手，而是几代研究者劳动的结晶，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的技术诀窍与政治意志相结合的具体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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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孕育的最重要的艺术作品

因为，仔细想来，这件“最重要”的作品很可能并不是《格尔尼卡》或某位艺术家其他某件出色却仅限一时一地的文化作品，而恰恰是第一张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以及此后接踵而来的所有照片。这些照片揭示了一个太空中的蓝色珍珠般的地球，那是我们从未能想象的模样：一个精妙而有限的地球，蓝色的，脆弱地蓝着，无限相似却又永远既不完全相同、也不完全两样……这个地球，借由被所有媒体、也常常被广告商反复采用的照片，即将颠覆我们那些历经世代滋养、铭刻于心的原型……这些照片终于向人类展示了他的王国、他的领地、我们的根据地、我们的摇篮……这些照片还将使世界地图永远沦为古董，使我们——正如圣多马可能会要求的那样——终于能够“用目光触摸”这颗星球，并使它最终成为“我们的”，如其本然……

显然，即便到此为止，艺术也已经因这一件重要作品——这幅被揭示的地球图景——而极大地受惠于科学和技术诀窍。这一图景在个人意识中引发的改变，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集体态度，其全部深远影响也许直到今天我们仍未充分估量：例如更易于形成的生态视野，对地球/人类互动这一观念初生的感受能力……简言之，人类面对自身时的一种新的理解。

若到此为止，当然不可原谅，因为那将无视艺术家们的想象力——他们同样被太空征服的种种影像所触动：当然有这些地球的景象，还有失重中的人，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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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摩托上的人，他在轨道空间站舱内的工作、在航天飞机里的舞蹈，失重状态下漂浮物体那些奇特的轨迹，充满水的气泡，土星环，火星的地貌与地面，木卫一，对彗星的追逐，对生命的探寻……

这些前所未有的视野把追问推向更远——正是这些追问构成了上文提到的第三点，即对目光的“形而上”的播种。这目光真正被带向更远、更为异域之处，在那里，作为对所接收信息的回应，敏感的想象力震颤起来，在每个人大脑的奥秘深处激起悸动。这些悸动在一些人身上引发好奇的冲动，在另一些人身上引发热情的冲动，并通过一种情感嬗变的炼金术，在艺术家身上释放出前所未有的概念，在思想者身上释放出新的思考，在哲学家身上释放出无可参照的空间，在科学家身上释放出灵光乍现的假说。

的确，正是从这第三点出发，艺术家们迸发出全然前所未有的概念，与此前存在的一切不可同日而语；这些艺术家的创造性无意识将牢牢把握在他们眼前建立起来的这一新的文化维度，并从此得以借此构思、进而创作。

艺术家与时代气息，或太空艺术的诞生

最早的太空艺术概念出现于1970年代至1980年代之间。四位互不相识的艺术家，各自独立地着手对艺术实践进行一次彻底的拓展。他们为一种新艺术奠定了基础：1/将太空征服所展开的人类知识新疆域纳入其中；2/把太空征服特有的技术诀窍作为不折不扣的艺术创作工具加以运用；3/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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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创作的具体领域扩展到整个太空。其隐含的结果是，在某些形式中，他们的作品可以被全人类看到，有时甚至——至少在概念上和意图上——可以面向宇宙中可能存在的、不同于我们的“其他”智慧。

四位艺术家——两位美国人和两位法国人——如今被证明是1970—1980年代这一艺术潮流无可争议的先驱：Pierre Comte、Joseph Mac Shane、让-马克·菲利普和Tom Van Sat。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想象中，以自己的方式，按照各自的感受与路径，构想了让艺术、太空与技术诀窍相互结合的项目。

Pierre Comte的抱负是：

——在地面上按几何图形摆放反射阳光的物体，使由此产生的闪光吸引太空观察者的注意（Horus计划，1978年）；

——将一颗可调向、反射太阳光线的卫星送入低轨道，从地面看去，它在某些时刻的光辉将远远超过任何现存恒星（Arsat计划，1981年）……

Joseph Mac Shane的抱负是：

——将太空中的“真空”带回地球，并在无重力条件下于真空中使金属汽化，从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色调（1977年）；

——将花环状的雕塑送入轨道，入夜之后地面观察者便能看见……

让-马克·菲利普的抱负是：

——利用39颗现有的地球静止卫星，为其装备激光器后，在地球周围点亮一圈人造星的冠冕（《天穹之轮》，1975年）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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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光速的行进变得可见（同一概念）；

——借助射电望远镜向宇宙发送讯息；

——制造人造极光和人造流星雨……

最后，Tom Van Sat的抱负是：

——在地面上绘制象征性的图案，使其从近太空或更远的太空看去时引人注目、富有意义；

——让人同时感受到无限大与无限小的尺度；

——将10¹⁰这一概念具象化……

与此同时，这几位艺术家各以自己的方式——通过讲座、信件、报刊文章、电视节目……——面向其他艺术家和广大公众进行传播、唤起关注、提供信息，这些信息很快便使艺术创作所采取的这一新形式在他们周围广为人知，而这一切都处于那个时代气息蓬勃激荡的非凡氛围之中。

正因如此，1983年12月，关注这一艺术表达新形式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委托开展了一项关于“太空的艺术潜力”的研究，并列出了若干技术上可行的方向。这些方向往往沿用了上述四位艺术家概念背后的原理，或以不同方式加以演绎，但也使之更加丰富。

细读这项研究，其中提出的主要构想提请人们注意以下几种选择：

——将一个从地面可见或不可见的物体送入轨道（由水和冰制成的雕塑，或由紫外线固化的聚合物树脂制成的雕塑，或采用与“回声”卫星相同的技术、以聚酯薄膜制成的雕塑）；

——从太空燃放焰火；

——人造流星（通过引爆一个装满沙粒的小型装药获得，沙粒将像小陨石一样在高层大气中燃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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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太阳能驱动的轨道动态雕塑；

——在太空中释放电离的和/或着色的惰性气体，从地面看去可产生多种光效；

——从轨道空间站发出激光表演，以提醒地球人轨道空间站的存在；

——音乐卫星，其变量取决于在太空采集的数据（粒子的瞬时局部密度、粒子能量），并以大众频率向地球播送；

——以世界上所有语言播送一则讯息的和平卫星；

——轨道卫星与地面雕塑物体之间的互动……

太空艺术就这样一步步走出了自己的道路：《天穹之轮》的概念在巴黎市立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Electra”（20世纪艺术中的电与电子），1984年）；巴黎科学与工业城连续数月以一盘阐释Artsat项目的录像带迎接观众；1985年5月，在Pierre Comte的倡议下，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MIT）收到了一篇关于“艺术与太空”的报告；上述四位艺术家将他们的想象汇聚于一次群展（Galerie Alain Oudin，巴黎，1985年5月）。借此机会，Le Monde日报在头版以“Les nouveaux faiseurs d'étoiles”（新的造星者）为标题，并在内页刊登了Elizabeth Gordon撰写的整版文章，介绍这一新的艺术解放。不久之后，在《天穹之轮》作者的推动下，一份约十五页、配有二十多幅整页照片、介绍上述四位艺术家各项计划的资料，以独家方式（逐国）传遍世界。于是，意大利的FMR、西班牙的Muy interessante、法国的Ça m’intéresse等月刊……全文刊载了这份太空艺术资料，使得这场由四位艺术家发起的运动以彻底的方式促进了不同文化中人们思想的播种，并在许多国家激发了效仿者。甚至，直接源于前述群展，埃菲尔铁塔经营公司还发起了一项以太空艺术为主题的创意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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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收到99份方案，评出3个获奖项目；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包括太空广告与天空光污染等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项目都没有任何具体下文。

1986年11月，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四十周年之际，在欧洲科学、艺术与文学院的主持下，并在让-马克·菲利普的明确推动下，召集了一个专家委员会，就太空艺术展开思考。事先分发给各位受邀专家的工作文件，主要依据的是《天穹之轮》的作者八年来在世界各地举办的众多介绍讲座中积累的观察与思考；这些讲座曾引发种种问题和意见，有时相互矛盾，甚至十分激烈（“我的天空是我的天空，你们凭什么权利、以什么名义来干预它？”）。委员会由此探讨了各式各样的问题，例如：天空中一个“大面积”发光的人造物体，是否会在鸟类等生物惯常的参照中增添一个新的人造光点，从而干扰它们；地球上偏远地区的原住民是否会从中看到某种不合时宜的“超自然”现象；太空是否应当只保留给军事、科学或商业用途；太空广告是否可以容忍；一颗全人类都能看到的大型发光卫星，能否被视为人类文化的象征，抑或终究只是一种象征——但仅仅代表后工业的技术文化社会……从这一角度看，第三世界乃至第四世界的人们看到天空中的此类物体时，又会如何解读、如何解码？此外还有许多其他问题……

受邀参加这一思考委员会的麻省理工学院的Otto Piene，支持工作文件中的提议，即由一个艺术家委员会来评估各种太空艺术概念；为此，他本人还带来了一份由200位表示同意的美国艺术家组成的名单。

工作委员会的工作结束时，与会者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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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一个“世界太空艺术委员会”是可取的，并且极力建议设立一个“世界和平利用太空伦理委员会”。

就这样，在一位艺术家的推动下，这一机构第一次被引导去思考：应当在各种形式的太空征服与广义的伦理之间发展怎样的联系。不久之后，欧洲航天局与国际哲学学院举办了题为“Frontière et conquête spatiale”（边疆与太空征服）的研讨会，会上延续了此前的工作。

如同打水漂一般，这种责任意识的萌芽逐渐在有责任感的人们心中播下种子；因为多年来，围绕与太空征服相关的伦理问题——其中包括与艺术有关的问题——的思考从此不断展开、日益丰富。于是，1994年10月，直接源于1986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那次极具预见性的首次会议，“Les problèmes éthiques posés par applications des sciences et des techniques”（科学技术应用所引发的伦理问题）研讨会在的里雅斯特国际人权研究所举行，会议的议程包括四个主题，即生命伦理、核能、信息技术和太空。会议结束后，相关建议将分送有关的主要机构，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各国政府、各国际航天机构以及其他相关场所，尤其是那些普遍希望展开思考的地方。

从梦想到现实

翻检所有这些构想、思考与追问，理应持批判和怀疑态度的读者或许会问：从梦想到现实，这些太空艺术概念最终是否只配进入某本诗集、某几本科幻小说，或者更可悲地，进入某个废纸篓？他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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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6月11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Land Sat 2卫星在距地球约1100千米的高空记录下一幅图像：洛杉矶市出现在右下方。靠近右上角，在莫哈韦沙漠的Mountain Shadow地区，出现了一只向天空睁开的巨大象征性眼睛。这只眼睛并非地貌的偶然，而是通过反射太阳光创造出的图像：90面镜子以精确的角度摆放，将初升的太阳反射向这颗以每小时4万千米速度运行的卫星。镜子大约每隔180米放置一面，每面需要1/10度的倾角差；计算时考虑了地球的自转、卫星的轨道速度以及太阳在天空中的位置。

不久之后，同一位Tom Van Sat请人在一块氯化钠晶体上刻下与沙漠中所绘相同的风格化眼睛。这幅图的总宽度仅为……四分之一微米。在这两只眼睛——沙漠之眼与晶体之眼——之间，存在着相当于10¹⁰倍的“距离”。

1984年10月5日至13日，挑战者号航天飞机41-G任务搭载的一个有效载荷（small self-contained payload program）携带了八个球体和第九个球体。前八个球体在真空和无重力条件下，内壁被镀上了铂、金、银、铬、铝……的蒸气。Joseph Mac Shane继续追寻在地球重力场中无法获得的最纯净的色调。第九个球体直径14英寸，排出了从地球带去的空气后，被打开片刻，以充满那一高度上的“真空”。返回地球后，它如今与其他八个球体一起存放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

1987年1月26日，在法新社以及多家国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面前，人类有史以来实现的最奇特（也是最宏大）的集体作品脱离了地球：它化作一条长逾10亿千米的电磁带，以光速奔向我们银河系的中心……它将在三万年后抵达那里，并在十万年后永远离开银河系。这条电磁带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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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为此任务专门改装的南赛射电望远镜发射，承载着10500多人的心声，他们希望向宇宙中或许存在的、不同于我们自身的“他者”诉说一些关于自己的事情。1986年6月1日至1987年1月26日期间，在一场密集而有节奏的报刊与电视宣传的告知下，超过5万人登录了一台与Minitel相连的远程信息服务器，其中10500人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讯息——这些讯息是写给那些可能存在的“他者”的。让-马克·菲利普的“人类致宇宙的讯息”行动得到了国际科学界的认可，Hubert Reeves帮助使之广为人知，又一个艺术家的梦想成为现实。

1989年，Pierre Comte为Spot卫星在地面上创作了一件表现地球天文符号的装置。这幅地面图案被永久保留下来，除了人们为它拍摄的照片之外，目前还被Spot的工程师用来校准他们的测量系统。

自这些最初的作品问世以来，借助它们所获得的宣传，许多太空艺术概念在各地涌现，其中一些富有原创性，另一些则满足于围绕上文提到的、出现于1970—1980年代的最初概念作些变奏。在最值得关注的项目中，可以举出：Arthur Woods的“OURS”项目（1984年），即把一颗反射太阳光的环形卫星送入轨道，从地面看去，这个圆环的视直径与月亮同一数量级，其在太空中展开的外表面将覆盖来自世界各地儿童的画作，在日落和日出时可见约十分钟；Coles和Jefferson的项目（1985年），即将两根从地面可见、可遥控定位的巨大指针送入轨道，在天空中显示世界时；Richard Clar的“Space Flight Dolphin”项目，即将一颗向宇宙播放海豚声音录音的卫星送入轨道；还有失重编舞项目（K. Dubois）……更不能忘记那个出色的月球竞赛概念（1982年，U3P），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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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用辐射压的概念（物理学家熟知的概念：光对其所遇到的表面施加作用力，就像风作用于船帆一样），结合当今可用的技术诀窍，使人们可以设想一场由真正的“太阳帆船”进行的“奔月竞赛”；不过这些帆船需要先被送入轨道，然后展开，才能在太阳辐射的作用下加速，同时由地面进行遥控。

还有其他一些项目，这里当然无法一一提及。但必须指出，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事故以及俄罗斯的解体，都大大阻碍或延缓了那些如今处于搁置状态的项目的实现。

另外还可以指出，近年来，由Roger Malina负责的Léonardo-Berkeley期刊出版一份关于太空艺术的季度通讯，为那些逐渐关心这种太空感受力的艺术家提供了一个信息交流与相互结识的平台。

太空艺术引发的相关问题

关于艺术创作的这一新的解放，显然有一些意见和思考不得不提。首先，从实践层面已经可以看到：虽然提出构想的初始萌芽归属于艺术家，但他必须很快组建一支极高水平的技术团队，这些人通常来自航天机构本身，或来自直接从事太空技术领域工作的实验室。由此可以理解，一个太空艺术概念确实是团队的成果。我们甚至可以认为，这里正发生着艺术家“职业”的一场变异：艺术家从此必须融合其他专业能力的实践，而这些能力并非其艺术家身份传统上所赋予的。于是，这种变异中的艺术家若想把自己的概念付诸实现，就不可避免地要向企业负责人靠拢。

让-马克·菲利普，天穹之轮，1975。© ADAGP。

该概念的原理是：在40颗等距分布的地球静止卫星上，在其原有功能之外，加装可由地面遥控的激光发光装置；从地球上看，每一个装置的光辉都将等于或超过金星处于最亮时的亮度。

借助这样一套装置——即如此装备了这四十个光源的地球静止卫星环——将可以：

——在地球周围点亮一圈星冠，在一些“特殊”时刻短暂亮起，供所有地球人观看：公历新年、中国新年、犹太新年……；

——在涉及全人类的特殊事件——博览会、世界博览会、奥运会——之际，通过将这些装备好的卫星两颗两颗、三颗三颗……地点亮，创造出行星尺度上转瞬即逝的动态光信号；

——使光速变得可见：地球静止卫星环的周长为27万千米，光从一颗卫星跑到另一颗卫星，绕行一周需要十分之九秒；

——通过对《天穹之轮》进行编程来唤醒人们的良知：一旦发生核冲突，它便能随机而密集地发出“通用”的SOS光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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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人们还注意到，由于实施这类太空艺术概念需要大量预算，就必须通过寻求合作伙伴来进行融资安排。而且，正如下文将要看到的，这种不得不采取的赞助或合作形式，在涉及最大型的项目时，并非不会引发伦理问题。（谁资助谁？为什么？预期的回报如何实现、又是什么？以何种讯息或何种价值的名义？给谁的眼睛看？）

更何况，由于必须不可避免地求助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欧洲航天局（ESA）、IKI之类的国家航天机构，才能将项目真正送入轨道，可以想见，某些决定若没有一国政府——或将来某个超国家组织——的意见/合作/干预/分量/同意，便无法处理；而放行与否（同样要问：依据什么标准？）可能正取决于它们。

太空艺术与法律

于是很自然地，法律环境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一个太空艺术概念的发射——无论是否意在让不分种族与文化的全人类都能看到——应当在什么框架内、依据哪些条约、公约或规则？

就其精神而言，与海洋法和航空法相比，太空法仍然极为笼统。现存的文本或提案数量十分有限，其中一些已在联合国登记，但离所有成员国签署还相去甚远。例如，1967年1月27日的太空法基本条约规定，所有国家均可探索太空，但须符合某些条件。因此，任何太空艺术项目都必须事先证明其首要宗旨确属和平。从这个意义上说，被送入轨道的物体可以由任何提出要求的人“参观”，无论他来自哪个国家。

涉及向太空发射任何物体的另一个法律方面，是对以艺术之名送入轨道的物体可能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的问题。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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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应为一个太空艺术概念所造成的意外后果负责？须知太空法中有一条规定：“……各国对其所进行的任何可能对太空本身以及地球环境产生不利或有害影响的发射负有直接责任。”

尽管上述两点已有明确界定，但可以看到，直到今天，在太空法领域仍然存在巨大的法律真空，原因在于人们对这一问题缺乏思想投入，国际层面也缺乏意愿。不过可以预计，在未来几年里，太空法或许会像海洋法和航空法曾经经历的那样，逐渐从国际公法转向国际私法。

太空艺术及相关的物理危害

在另一个层面上，单单是将奇特的物体送入轨道，再加上这些卫星化的物体有时被用作反射器，太空艺术就可能——如前文已经提及的——在两个层面上带来不便：一方面，它可能产生太空碎片（与任何其他军用、商用或科学卫星一样）；另一方面，它还可能造成光污染。

关于第一点，太空碎片问题确实众所周知。我们知道这些碎片的危险：它们速度极高，约为每秒11千米，因而无论质量多么微小——约一克甚至更少——都会变成危险的抛射物，既威胁一般卫星的太阳能电池板及其他技术设备，尤其威胁宇航员的航天服（以及由此带来的致命风险）。为了说明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不妨举例指出，太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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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能电池板的损耗，一半来自微小陨石的撞击，一半来自人类制造的碎片。

至于第二种危害——这一种是反射型艺术卫星所特有的——强烈闪光的问题确实存在。因为，就像阳光在镜子里的游戏一样，从这些反射卫星表面以某些反射角度反弹出来的强光，可能会“致盲”或部分毁坏若干技术装置，例如以可见光辐射探测天空的精密亮度测量仪器，这些仪器既有安装在地面的，也有搭载在科学观测卫星上的。1987年，巴黎的法国科学院对发射此类反射式艺术概念持非常保留的态度，并要求提供“认真的保证”，考虑到这些危害及其补救办法。

最近，一些科学团体（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美国天文学会以及其他一些科学家团体）明确表明了立场，可以概括为这样一句话：“出自艺术的东西，不应成为任何（光）污染的原因。”从这一立场可以看出，某些专业科学界的代表与艺术家群体之间可能存在某种分歧。

太空艺术与资金

与人们可能的想象相反，大多数太空艺术概念的固有成本并非高不可攀。例如，Joseph Mac Shane的有效载荷花费了他5万美元，另加制作费用。让-马克·菲利普的“人类致宇宙的讯息”行动也处于同一数量级。

但当涉及大规模的反射型概念时，问题就完全不同了。研发费用、按每千克送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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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计价的发射费用，意味着数百万乃至数千万美元的开支，这样的价格堪与最大型电影制作的成本相比。

不言而喻，实现后面这类概念所需付出的代价之所以成问题，未必是因为难以找到资金本身，而是因为这种资金只能在赞助这一唯一且不得不遵循的逻辑中设想，反过来便意味着要把太空视为广告橱窗。

为了应对这一困难，人们似乎正转向某些协会形式，以便为此类资金需求——即使是最高的需求——提供保障。目前已有好几位艺术家在朝这些方向努力。

另一项建议出现在前述研究文件中——该文件曾分发给参加太空艺术工作会议的专家们——它提出了一种设想：按照地球上各国家/部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例，为一个从地面可见的宏大太空艺术概念筹措资金，其中包括最小或最贫困者的象征性捐献。

太空艺术与伦理

伦理问题的提出方式有所不同，取决于我们所设想的观众是属于整个地球，还是属于那些总体上已发展出与具体实现太空艺术概念所需技术诀窍同类技术的文化母体。

第一种假设并不引出什么特别的意见，我们可以继续承认艺术家是自由的，除了为实现自己的构想筹集必要资金之外，不受其他约束。

相反，如果考虑第二种假设，那么问题就出现了，值得我们细加探讨——并非希望解决伦理问题所固有的全部难题，而是意在提出若干与之相关、难以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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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的问题。例如，以何种价值的名义，可以把一个可能被所有人——不分文化、不分族群——在苍穹背景上辨读的发光艺术物体联系起来？能否设想把全部自由交给唯一的出资者（政府、工业企业、个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否继续宣扬竞争性的自由市场逻辑是“普遍”有效的，而由此产生的一切依然具有法律效力？

我们已经预感到，这一问题极其广泛，所给出的回答必须有所斟酌；因为只在单一知识领域中思考固然简单，同时思考多个知识领域却变得复杂，而与伦理、艺术和太空问题相关的种种追问，正属于对这“多个”的驾驭。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和期待程度提出论据，或许还要警惕一种可能存在的自私的文化盲目，而共识依然难以达成。

再从非常宏观的角度来看，以下这些同样直接关涉这场辩论的问题值得在此提出，以便向读者发问：我们能否擅自取得持久干预天空的权利，还是应当把天空视为受保护的遗址、真正的人类遗产？我们能否允许那些具备技术能力（中国、法国、印度、日本、前苏联和美国）并且可能有此意愿的国家，完全按照纯粹而强硬的市场经济这一唯一而严格的逻辑去占领苍穹？我们能否把攫取近60亿地球人注意力的可能性，交给某家商业公司、某个民族国家，或者某位来自此地或别处的富可敌国的私人亿万富翁，而这些地球人什么都不曾要求……（说到这些潜在的过度行为，不妨回想一下那位日本实业家很快遭到谴责的声明：他拥有梵高的《鸢尾花》，曾放出风声说打算死后火化时把这幅画一同带走）……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能否如此毫无羞耻或如此傲慢地在世人面前炫耀我们西方的技术……而这样展示它们，无异于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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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地捧上荣耀的宝座，却丝毫不显露我们的社会为获得这些技术在社会与人的努力方面所付出的代价。

权作结语？

艺术向来是一种深刻的显影剂，它调和、它连接，但也能揭示空白。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接受它可能令人不安。因此，与太空艺术相关的伦理问题，以及我们无力或不懂得“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就像一种无法回避的显影剂，清楚地向我们表明：我们的社会虽然懂得生产技术，却同时在思想的生产上处于严重亏空之中。意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彻底地退出了舞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一时刻——而且已有一段时间了——再也没有人能够回应它。简而言之：我们能否肆无忌惮地在所有地球人的天空中出售并写上Cococolo或Cucuculu？当然不能。我们能否以太空艺术为名迎接挑战，孕育出一个成熟而富有生命力、具有“普遍价值”的构想，这一构想出自生活在地球表面、团结在一起的所有人类社会，这种价值能使这样一次太空艺术发射成为一场真正能够由所有人共享的、跨学科与跨文化的“全球”节日？这才是问题所在。

那么，太空艺术真正的关键，就在于促使我们把技术、思考与全人类联系在一起，以期为一种全球尺度的新人文主义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