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完全责任”的履行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倘若伦理思考从此必须纳入艺术式的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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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科学、伦理与艺术¹ / SCIENCE, ETHICS AND ART¹

在人类精神表达的种种精华之中，发明的原则无疑是其中的一块瑰宝，甚至可能是“那一块”最能界定人类这一物种之尺度的瑰宝：它揭示人类的本质与局限，指明其抱负，时而显示其伟大，时而显示其天真，时而又显示其残酷……

人们或许可以用生物学特征来界定人，但纵观其全部创造性产物——无论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或许仍是接近人的最佳途径，借以尝试在其潜能中辨识他，并衡量其能力与禀赋，至少只要进化仍持续赋予他创造的能力。

“创造力”“发明”：这真是两个神奇的字眼，我们归入“人类文化遗产”这一总称之下的一切，都已拜它们所赐。这部宏大的目录在当时记录下一切具有某种原创性的东西，最终却只保留下其中随时间而逐渐磨损的一部分，以便日后为我们提供一种保存下来的发明记忆的美好图景——正如人类穿越历史、穿越各个时代，乃至借着他们的怀旧之情、甚至遗憾之情所守护的那样。

然而，谈到创造力和发明，就隐含地意味着知识的转移与迁徙；每个人都可能凭着偶然，凭着生活的机缘及其文化母体的特性，从这些知识中获得充实与裨益，也可能不会。而谈到知识的转移，反过来也可能意味着对这种从一种文化“输出”到另一种文化、从一个机构到另一个机构、从一个头脑到另一个头脑的知识承担一种责任——以及出于何种目的。

因此，如果说起初知识生产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无疑十分重要，那么对这种知识生产的管理问题可能更加重要，而对这种管理的“负责任”的实践，可能会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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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人之真正尺度的场所，因为这种管理的实践——在今天——掌握着全人类的命运，也掌握着整个生物世界的命运。

如果我们回到知识这一概念，就会看到，在它可能呈现的不同形式中，有一些特定的创造力领域显得与众不同：如“科学创造力”“艺术创造力”“启示创造力”，这些都是有助于构建知识大厦的人类创造力的代表性领域。

为了在接下来的推理中更进一步，有必要在此借助一张示意图来说明这些知识领域是什么；这张图虽然必然是简化的——因而必然不尽如人意——却有助于阐明一个复杂的局面。

因此，我们事实上可以承认——借鉴并补充Wagensberg的分析——每个人一生中所受益的、不能通过遗传传递的知识，来自四种性质截然不同的知识来源，即：“地方共识型”知识、“科学型”知识、“艺术型”知识和“启示型”知识。

从这一角度出发，所谓“地方共识性知识”，指的是通过共享并默认成文或不成文的规则与价值，从而保障社会结构凝聚力的一切知识形式：如法、法律、司法——哪怕是在橡树下裁断的司法——政治责任，还有哲学……

所谓“科学知识”，指的是一切源于客观实验、观察、测量以及由此得出的推论的东西。因此，这种知识形式既可以涵盖打制燧石的制作方法，也可以涵盖万有引力定律，乃至基因组图谱……

所谓“艺术知识”，指的是一切源于一种独特而令人困惑的原则的东西：根据这一原则，某些无限的、未必可以理解的复杂性，可以通过一种有限的表现形式来传递——一幅画、一份乐谱、一首诗……这些奇特的炼金术手段，能够在心灵中播下来访的图像，或预示“他者”空间的声音……

最后，所谓“启示知识”，指的是一切同样可以传递的知识，它源于两条长期存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历史中、行之有效的原则：根据这些原则，存在（或可能存在）一个掌握一切现实之知识的“存在者”，而这个“存在者”有时会屈尊通过中间人向我们揭示（部分）其知识：如宗教、直觉、迷信、村中巫师的言行……

因此，显而易见，随地点和时代的不同，这四种不同形式的知识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相对重要性及其或细微或深厚的浸润程度，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千差万别。无论昨天还是今天，取决于一个人属于澳大利亚原住民部落、某个非洲村庄，还是一个技术文化社会……这些不同形式知识的数量分布都极为不同，而各人的心智结构所歌颂或宣扬的价值与真理，往往相去甚远，甚至截然不同，有时相互矛盾。

因此，根据每个人的心灵被唤醒、面向生活与世界的地点和方式，个人的创造力将隐含地受到框定，并可能倾向于当地更具代表性的某种形式，而非另一种较少出现或其运作体系在当地付之阙如的形式。

然而，迄今为止，我们可以认为每个人所享有的各种知识形式大体上是均衡的。但是，作为人类历程中最近发生的一场剧变、一个独一无二的事实，国际科学界近来已成为人类文明史上迄今所创造的最有效的活跃组织：它以加速的能力——而其方法（既然确有方法可言）也正适合于此——确保了前所未有的知识的指数式生产，当然，是科学类型的知识。

借助这一独特的机器所实现的惊人生产力，如今在西方文化母体中造成了一种显著的效率落差：一方面是科学类型知识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是其他互补知识形式——“启示的”或“艺术的”知识——终究极其低下的平行生产力，后者并不享有类似的经济生产条件。（此处暂且不谈“地方共识”类型的知识，因为它更多是既定且被默认的社会礼仪规则，而非严格意义上的知识。）

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平均创造力，由于邻近效应和播种效应，最有可能属于这一占主导地位的周遭知识的特殊形式，即科学性质的知识，因为——让我们重申——这种特殊的创造力形式凭借其结构和应用，拥有维系自身经济、研究与发展的手段。更何况，它切实生产知识的方法（科学交流、技术诀窍的发展）可以迅速传授——学校与大学的学习历程不到十年——而其他知识形式的吸收则远非如此。

作为我们今日所处的这一特殊文化状况的一个具体推论，我们身为其中行动者的西方技术文化母体，是一个在科学上过度膨胀、而且呈指数式演变的母体。由此产生了一股汹涌澎湃的科学知识，有人说它使人异化，另一些人则说它蕴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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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未来，正如它同样也滋生出人类的种种问题。更有甚者，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知识形式正在整个星球上传播，而星球的面貌也随之演变，受到最活跃的知识生产主导原则的推动。无需是什么伟大的先知也能看出，在世界范围内，那最有效、日益扩张的创造力原则，在未来几十年中很可能是科学或技术性质的，因为科学与技术类型的文化日复一日地加强着它的征服，并通过其商业实践以及经由各大学在科学实验室之间进行的学生交流，扩展到世界其余地方。

但更有甚者，还有一个额外的悖论：即便这种科学门下的知识确实能够在几乎整个地球表面上以效率取代其他知识形式——即使在某些国家，“启示”类型的知识试图与之对抗，正如我们在一些阿拉伯国家所见——它事实上也只由少数人所主导，其演变实际上处于三重责任之下：当然是科学界本身，但也包括政治决策者，而后者又受制于地方和/或全球的各种经济约束。

现在，我想强调两点根本性的观察：第一点是，科学的发展首先是沿着——正如我们刚才所暗示的——一种盲目的、不受控制的逻辑所引导的方向进行的（它的军事发展，尤其是它的经济出路）；第二点是，科学从未肩负过思考自身的使命——也未曾思考过自身的发展——因为事实上，它不具备任何能够回应这一首要使命的、适合于它的专属概念工具：思考自身！

出于这双重原因，科学注定——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要进行一种既无序又泛滥的生产，无论好坏，因为它在本质上无法自我理性约束，也无法为自身定位。

倘若在未来，知识的生产，特别是“艺术”性质和“启示”性质的知识生产，不能起到制衡作用，不能使科学的某些分支服务于某些有待确定的崇高事业，那么不仅西方母体可能堕入无意义之中（如果尚未如此的话），而且彼处与别处的其他母体也可能相继步其后尘。作为250万年演化的结晶，我们的大脑当然完全有权期待周遭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存在有利的条件，使我们或可称之为灵性的东西得以以任何形式表达——一种当下的灵性，它不曾退出生命实践的舞台——因为大脑具备这种能力，并表达着这种需求。

此外，倘若历史从此可以作为我们的向导，那么总的来说，纵观各个时代，历史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各种稳定的文化母体，至少直到目前为止，都要求知识的四种基本性质——“地方共识的”、“科学的”、“艺术的”和“启示的”——大致同等地存在，这便预示着有利于维持该母体平衡的条件。据此，我们也注意到，与之相关的各种创造力形式本身也同样是平衡的，整个体系是“和谐的”。

然而今天，在这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时刻，其中的利害有时近乎孤注一掷，地方性的责任比表面看来更常同时关乎全球，人类的责任撞上种种不一致与无能，此时，思考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发挥。不是一种草率的、仅仅出于一时之急的思考，而是一种如列奥纳多·达·芬奇所言、首先花时间去沉思，以便为严格意义上的思维行为所专注的时刻做好准备、提供养分的思考。

因此，从现在起，或许迫切需要着手创建一些结构，以便建立有利于构筑一种“愿景”的要素：这一前瞻性的愿景应与一种更新的哲学思想、一种跨学科的政治思想相结合；这一愿景使我们能够重新探讨意义的问题，探讨一种重新发明的意义，并追问应与这一追寻相结合的方法问题。

于是渐渐地，当时代风气在此只鼓励科学创造力，或把其他形式的创造力缩减为顺势疗法般的微小剂量时，每个人的清醒与意识应当要求他——这适用于任何类型的创造者——从此采取一种整体性的、跨学科的创造力，能够整合“科学的”、“艺术的”和“启示的”三种知识形式，从而为母体的真正重新定向做出贡献，并由此促成我们所有人——这些短暂的过客——心灵的重新和谐。

我们也可以要求并期待那些表达“地方共识”知识的人，具备一种负责任的抱负和一种合适的方法论，在其中考虑到来自“共识的”、“科学的”、“艺术的”和“启示的”知识生产各个领域的不同敏感性。那样一来，例如，负责起草法典、法律和政治纲领的人，就应当去了解各方的思想，并将它们纳入一种真正民主的思想进程之中，以期实现人类能力与期望的全面综合。

根据以上所述并加以推论，源自艺术创造力的感知，在各种决策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或许不亚于单纯的科学或经济分析。同样，神学家的思想或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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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在决策机制中拥有一席之地。

具体而言，在伦理委员会纷纷召开、层出不穷的时刻，我坚持认为，例如艺术家也和信仰者一样，应当与相关问题的专家同等地被征询意见。

这正是我多年来一直在进行的斗争：除了我的艺术家身份（一个有点突变、略带未来学家色彩的艺术家，抛弃了画笔和圆凿这类传统创作工具，转而使用以技术为基础的创作工具，例如形状记忆合金、轨道空间站上搭载的激光束，或由射电望远镜以特殊方式向宇宙发射的无线电波……）之外，我还通过探讨各种主题的国际研讨会或智囊小组，在体制内部点滴注入种种“不同”性质的意见与“别样”的观察，它们由艺术家所特有的这种敏感性滋养而成，然后委托这些机构中的人去倾听并付诸实施，有时我本人也亲自加以监督。

因此，在历时多年的历程中，在作为其发起者和积极捍卫者之后，我例如被推举负责“世界和平利用太空伦理委员会”，其使命尤其是——在1994年10月于的里雅斯特人权之家举办的研讨会期间——在这一领域汇聚专家以及能够与之互补的非专家，使他们共享各自的能力与差异，这是在关于伦理的全面思考这一总体框架内进行的；那几天，除太空领域外，还汇集了核能、信息技术和生物伦理等领域。

如果在本文结尾，我希望人们从这篇文章中只记住一条、仅仅一条讯息，那么这条讯息——正如我希望在前面的行文中逐步证明的那样——所表达的将是这样一个提示：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艺术家或许是——由于他的生活艺术使他能够花时间去观察，也由于他的敏感性使他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去感知和感受——最适合辨识一个正处于剧烈变动与深刻追问之中的世界的位移运动的人，他能在各处察觉其征兆，将它们作为种种线索，参与、贡献并帮助整体的思考。

即使起初，在西方社会中，源自当代艺术敏感性的种种征兆往往看起来像是警报信号，我仍坚持认为，人们也能辨识出那些对应于某种期待与希望的征兆，它们正要在不远未来的地平线上浮现。除了艺术家在其自身特定作品中的表现之外，在我看来，现在是时候让人们愿意听见、进而倾听他的声音了：在那些通常与他单纯艺术的传统实践无关、却可以听取他的言论并考虑其意见的场所。

今天的人类已经不能再设想去实现它曾经自认为可以从事的一切：它缺少愿景的要素，而这些要素正是决定社会选择、项目选择、健康选择……的指导参数，这些选择有待界定。从今以后，在众声合奏之中，艺术家的声音应当与经济学家、政治家、科学家……的声音同等地被倾听，使其有效地参与推动最终关乎全人类的各种决策形式之重心的位移。十五年来我一直倡导这种协同作用，而体制似乎正渐渐愿意将其化为己有——在我看来仍然太慢，因为紧迫的形势已经兵临城下。